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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在清朝咸同年间的身份转换 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2017-11-18 文章来源 : 新闻
近期,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一书,是第一部研究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国家财政体制与财政结构转变的专著。财政是一个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政府的政策也影响着国家的财政体制。本书在研究经济的基础上,试图对咸丰、同治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的财政经济状况做系统分析。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再次强调政治因素在国家转型、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 点击图书封面可在三大网店购买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作者:倪玉平 出版时间:2017年03月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打开了中国门户,新的世界体系冲击着闭关锁国多年的清朝,中国从此走上了向近代转变的道路。这个转变就是发生在“咸同年间”(1851-1874年),这个时候,清朝在外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在内则要应对激烈的变动。这就导致了当时清朝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继续苟延残喘而所做的一系列的财政措施,使财政体制由传统向近代转变。本书从农业型财政的固化、战争与旧体制崩溃、重建新体系、财政改革、收支结构演变、财政与社会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揭示了捐输、加派等传统财政措施的失效,厘金、洋税、海关等新兴工商税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确立,以及清政府财政理念从“量入为出”到“量出为入”的转变过程。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导致了“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转变。作者在编写此书过程中翻阅大量档案、官书、政书、方志等相关史料,使得本书资料丰富、详实,论证严谨,适合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参用,对清代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阅读使用。本书作者倪玉平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07年)、美国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1-2012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CustomsDutiesintheQingDynasty,ca.1644-1911(Brill,2016)等著作。目前从事明清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书摘】大致而言,咸丰、同治年间的财政,是从中央到各省全面挽救财政困难的自救过程,也可以说是从捐输和铸造大钱等传统政策失败,到厘金、洋税等新兴商税大幅度增加和确立的过程。此消彼长,传统的农业型租税收支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扭转,原有的财政制度全面崩溃并开始了向以工商业财政税收为主体的转型。虽然对统治者而言,这种转型是被迫的、无奈的。这一时期,传统的中央集权格局也受到挑战。中央与地方、省份与省份之间的部门利益矛盾变得明朗起来,不再遮遮掩掩。尤其是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分野,格外引人注目。面对战火纷扰及战后凋敝的困难,中央或是通过权力频频强行指派、摊征,或是通过哀求希图地方各省顾全大局,设法救济中央;但另一方面,中央对于地方的各种实际困难又往往充耳不闻、敷衍了事。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奏疏,要求朝廷体贴民情、推行减赋,但私下里又拼命加征厘金,截留财源,以图自便。相较清前期较为整齐划一的中央高度集权财政体制而言,咸丰、同治时期的中央财政权力显得极为分散和力不从心。清朝统治者通过准许各省督抚自筹饷需,地方督抚得以控制部分税源,以供练兵、平叛灭匪,从而把清朝的寿命延长了数十年,但却对整个国家产生极大危害,直接为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埋下了伏笔。咸同年间,由于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创办的厘金和海关税收的大幅度增加,以及战争之后的善后、洋务等支出费用的激增,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新增的收入和支出,并不在清前期已经成为固定内容和管理模式的经制收支之内,再加上战争时各省独立财政利益的形成,清政府难以对新增收入和支出进行有效控制,进而导致旧有的财政管理体制失灵,“实不足以尽度支之全”。这一经制与非经制的矛盾和冲突,背后正是中央政府力图恢复传统管理体制与各省不断扩张财政自主权两者之间斗争的尖锐反应。这一时期的清朝,显然缺少治国兴邦的雄才大略之人。包括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内的诸多名臣,都不足以带领清朝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各省督抚往往只知保障各自辖区内的利益,置大局于不顾。画地为牢的部门利益,直接导致了国内经济的阻滞、民族工业的落后、边地防务的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近代化的迟缓。这一恶果,也在中日甲午之战中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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