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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与苍凉:张爱玲传奇背后的真相

2017-11-19 文章来源 : 新闻
本书采用了《小团圆》中的有关素材,全面介绍了现代文坛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生命史中的各种隐秘。作者以近距离的视角、亲切而活泼的文字,探幽发微,旁征博引,揭示了张爱玲在创作、情感、婚姻、思想、情趣、人生奋斗等方方面面的真相,着重探讨和分析了张爱玲独特个性的形成原因、“胡张恋”的内在冲突、第二次婚姻的内幕、晚年遁入精神孤岛等等张学“热门”问题。 《惊艳与苍凉:张爱玲传奇背后的真相》 点击图书封面可在三大网店购买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清秋子 出版时间:2017年04月 张爱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坛传奇女作家。2009年2月23日,“张爱玲最后、最神秘的遗作”——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在台湾出版,爆出大量闻所未闻的“猛料”,在华人世界又掀起新一轮的“张爱玲热”。但是张爱玲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小团圆》故事背后的真相,并非广为人知。她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谜。她一生中最大的心结是什么?谁是她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她当年为何要主动去拜访胡兰成?她心情最开朗的时期是哪一段?她离开大陆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她与第二个丈夫赖雅的婚姻是幸福的吗?她晚年为何基本放弃了小说创作?她临终时的心情是遗憾还是满足?她为何病逝一星期之后才被人发觉?人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本书采用了《小团圆》中的有关素材,全面介绍了现代文坛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生命史中的各种隐秘。作者以近距离的视角、亲切而活泼的文字,探幽发微,旁征博引,揭示了张爱玲在创作、情感、婚姻、思想、情趣、人生奋斗等方方面面的真相,着重探讨和分析了张爱玲独特个性的形成原因、“胡张恋”的内在冲突、第二次婚姻的内幕、晚年遁入精神孤岛等等张学“热门”问题。本书素材全部来自当事人回忆的第一手资料,线索清楚,持论公允,其中关于“胡始终与张暗斗”、“第二次婚姻获得幸福”、“晚年步入理想境界”等看法,都相当独到。本书资料详尽,涵盖广泛,是适合广大“张迷”阅读并珍藏的好书。作者清秋子是近年蜚声文坛的著名网络作家,其作品深受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广大读者欢迎,在网络上有极大的知名度。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文风,既有学者的睿智明晰,也有文学的绚丽华彩,堪称描述民国文化人物的精品之作。清秋子,著名作家,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祖籍江苏宜兴,曾下乡插队八年,现定居海南,专事写作,一手创作“底层文学”,一手书写历史长卷。代表作:《我是北京地老鼠》(曾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百年心事——卢作孚传》、《国士——牟宜之传》、《明朝出了个张居正》、《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的政治博弈》、《我是老三届》以及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汉家天下》等。附:精彩书摘晚年张爱玲 晚年的张爱玲,有一部绝笔之作,即《对照记》。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可称为“私人照相簿”。里面,有一些代表她生命片断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沧桑感十足的说明文字。 在这部书里,她对自己一生的三个阶段做了点睛式的总结。在说到晚年时,是这样写的: 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 伤感,是在意料之中的;但那种急促的感觉,却出人意料。 这就是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吧。 赖雅走后的漫长岁月,于她,并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如梭地飞逝。 1968年的世界,欧洲、美国,还有她的祖国,都不太平静,到处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对张爱玲来说,这一切,都很遥远。 她开始走入内心。 虽然那以后她仍在写作,却不再描述对于凡俗生活的那种兴致勃勃,也不再感叹人世有多少与生俱来的苍凉。 她的精神世界,退回到了五四之前。 除了修改旧作,她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翻译《海上花列传》和写作《红楼梦魇》上。那种两千年的旧厦即将崩塌之时的氛围,对她来说,有特殊的魅力。 这年,她才47岁,不论作为女人还是作为作家,都不能说是到了末路。她念念在兹的,是人活在这个时代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旋起旋落的遭遇,到中年以后,不知她已经反思过多少回了——那是她的时代,可又不是她的时代,否则它不会那样断然地将自己抛弃! 从少年时代起,她就在与一种洪流搏斗。如今,她知道了,其实这搏斗是没有意义的。 形势永远比人强。 物质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她不能控制;而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可以由自己主宰的。 英语有谚云:“没有人是座孤岛。” 而张爱玲却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 不错,从这一年起,张爱玲就逐渐走向“孤岛”,大隐于市,开始了学者们所说的“幽居时代”。 几乎与她的精神退隐相同时,她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人世沉浮中的辩证法规律开始起作用了。 还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66年4月,她的小说《怨女》在台湾出版。同年,这部小说也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 她从这一刻起,又开始“夺回”了华文世界的市场,从一本《怨女》的涓涓细流起,直至几十年后的浩漫汪洋! 《怨女》之所以能在台湾出版,说来也是一段传奇。它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而“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就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还有,平鑫涛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琼瑶曾说过,张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这就是说,张爱玲小说的某些影响,也成了当代言情小说的源头之一。 合作的事,进展得非常顺利。张爱玲那一面正是求之不得,大概因照顾赖雅不愿分心,合同是由夏志清代签的。自那以后,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 皇冠趁热打铁,这以后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1968)、《半生缘》(1969)。几年后,又将《连环套》挖掘出来,与《创世纪》、《忆胡适之》、《天才梦》等结集为《张看》(1976)出版。 从皇冠拿到的版税,自此就成为张爱玲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成为张爱玲晚年得以平静隐入“孤岛”的保障。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中共术语”,进行意义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三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 在人际关系上,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她所在的语文部门,仅有两个工作人员,另一位叫陈少聪,负责为张爱玲做一些辅助工作。他写的回忆,最为传神,不妨引一段如下: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地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着我,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狼狈狈地落荒而逃。 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所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的压力。至少那一个时期的她确是如此。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我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品牌”。 当然,张爱玲也有她独特的人情味。一次她患感冒,请了假。陈少聪打了几次电话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但陈少聪却忽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 陈少聪不禁生出诸多感慨来。 待人处事如此,倒也罢了,大家见多也就不怪。可是,在工作上与“老板”的分歧,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张爱玲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陈世骧把报告给另外三位学者看,都说看不懂。张爱玲只得重写,但陈世骧还是说看不懂。两人因此起了争执。 一段友情,也就到此中止。 张爱玲,永远苦恼于这些人际关系! 每晚,她几乎要熬到天亮才睡,到中午时才起来,因此有人说她是“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吃的方面,几乎到了极简的地步,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Muffin(英式松饼),曾经喜欢吃鱼,但是怕血管硬化,遵医嘱不再吃了。但自小就爱吃零食的习惯,还是没改,将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 她怀疑自己患有“高胆固醇”疾病;还有初到纽约时患的“感冒”,现在也成了老毛病,一发作就只能卧床,几天不吃饭,一吃就吐。 她现在已经不喜欢购物了,“血拼”对她不再构成刺激和惊喜。长期以来更是不买书,她曾经对宋淇说过:“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加州的这种生活,对她来说,非常合意。生活简约,并不意味着寒酸,而是长达二十年漂泊经历养成的习惯。 赖雅去世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了,“皇冠”为她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稿费,使她能够安享宁静。 她的归隐,不是简单的自闭,也不是失意之后的蛰伏,而是在再度蹿红时的主动放弃,因为她只渴望自由! 在加州,只喜山中无客来,她也甚少出门和打电话,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信。她与宋淇之间多年前的不快早已冰释,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是她最主要的一个倾诉渠道。 但就在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却有一次破例,长时间地接待了一位访客。 这位幸运者,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超级张迷”水晶。 水晶原名杨沂,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35年,15岁去台湾,在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做过各种行业,还到南洋去教过书、当过翻译。32岁时又到美国读比较文学硕士,学成后在加州大学任教。 他在台大读书时,就崇拜张爱玲,可以大段背诵张爱玲的小说。 水晶到美国后,于1970年9月获得了一个机会,到伯克莱大学进修一年,恰和张爱玲撞到了一起。他满心欢喜,一到伯克莱,马上就上门去求见。第一次到门口摁了门铃,过了好久,才从送话器里传出一个声音,迟缓而且模糊:“Hello?” 张爱玲大概当他是跑街的送货员了。 水晶一紧张,竟然也用英语作答,自我介绍了一番。 张爱玲说,不能见,因为感冒了,躺在床上,然后说了一声抱歉,就把送话器挂断了。 水晶后来又尝试挂电话,却是次次无人接听。一次周末,凌晨两点钟,他想试试看,一打,竟然打通了。 这次,张爱玲与他多说了几句。水晶先是说了在花莲那时候如何仰慕而又不敢近前的往事,之后又提出约见之请。 张爱玲还是答以不舒服,正躺在床上,婉言谢绝了。但是却要了水晶的住址和电话,说若是方便见的话,会先给他写张“便条”,然后请他打电话来联系。 水晶巴巴地等了一个月,音信皆无,才知道张爱玲确实是不想见,也只好作罢。 直到转过年的暑假,水晶在伯克莱进修期满,准备回到东岸去。临走前,把自己写的《试论〈倾城之恋〉的神话终结结构》影印了一份寄给张爱玲,算是留念。 至于见张爱玲的念头,早就断了。 大概是水晶的文章写得聪明,看起来孺子可教,张爱玲马上回了一信,说:“我总希望在你动身前能见着——已经病了一冬天,讲着都腻烦。”信里,请水晶下星期找个时间来,不过,还是要先电话联系。 6月的一个周末,晚上7点半,水晶终于走进了张爱玲的寓所。 他们这一谈,竟然谈了7个小时! 水晶想象中的张爱玲,是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如果借用李贺的诗句来形容,是“蓝溪之水厌生人”,哪像她现在这样活泼和笑语晏晏! 他所见到的张爱玲,已经51岁了,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瘦。“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膊,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 在水晶造访之前,张爱玲就备好了一份礼物。她知道水晶去年订婚了,特地去买了一瓶八盎司的香水,也是“香奈儿五号”。这倒让水晶十分不安,因为他来得匆忙,竟是空着手来的。 接着,张爱玲站起来,问他要不要喝点酒,是要苦艾酒,还是“波旁威士忌”。她说:“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水晶回答不会喝酒,张爱玲便去开了一罐可乐。 而后,张爱玲又开了一罐糖腌番石榴,因为知道水晶在南洋待过,可能会喜欢热带水果。 水晶简直想不到张爱玲会这样了解他,原来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她眼里,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罢了。 张爱玲接待水晶,规格之高,而又如此用心,确为前所未有——她接纳人的一个起码尺度,就是可以与之对话。 他们谈话所涉及的范围很广,随意且又十分深入。 张爱玲说自己喜欢看章回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几本小说,“一看神经就会松懈下来,有一种relaxed(松懈的、随意的)的感觉。”正因如此,读起来才“嗜之若命”。 水晶告诉她,自己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止,很少碰到这样好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遇到了知音,很高兴,说一直没有人提到过这本小说,应该有人提一提。 《歇浦潮》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叫朱瘦菊,笔名“海上说梦人”。小说写的是民初上海十里洋场众生相,写了妓女、新剧艺术家,还有革命党人等各色人物。不仅场景逼真,在挖掘人性的卑劣方面,也很透彻。 张爱玲说,这本书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她很欣赏水晶对《歇浦潮》的品评,对水晶说:“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要好,更值得做。” 二人从《歇浦潮》,自然就谈到了《海上花》。张爱玲用手势比划着说:“像红楼有头没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她说时用手比成一个圆圈),都算是缺点。” 再讲到30年代的小说,她总喜欢用“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来形容,又用“戏肉”一词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这都让水晶感到新奇。 接着,水晶又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阿小悲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逐个评点。张爱玲说,自己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只有《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所以记忆还算新。 水晶的评说,令她相当感慨:“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顿了一顿,她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一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 张爱玲也谈到了五四以来的作家,说她非常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 她对《骆驼祥子》评价不高,认为老舍还是短篇精彩。对钱钟书,说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 还有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鲁迅,张爱玲的评价是:“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看来她之欣赏鲁迅,还是很欣赏那“冷嘲”的一面。 对当时的台湾作家,她也熟知,但未予置评。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 水晶跟着便说,夏济安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notoriouslygregarious(声名狼藉的群居者)。” ——作家频繁相聚,何以不好,甚至会“彼此受到妨害”? 大概是彼此吹嘘,就易于满足;思想水准都不由自主朝低处走吧。张爱玲一贯的“孤军”式的写作状态,在这里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水晶问:“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来?”张爱玲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 这样的谈话,真是漶漫无边,着实尽兴! 谈话最后还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张爱玲对于自己创作的评价: 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 水晶听了,不胜黯然! 文学,也有所谓的“潮流”,裹挟于其中的,声势就要比别人大得多。边缘者、后来者、不属于幸运儿的,就永无出头之日。 一直到这次谈话的时候,她还在忧伤: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展示台上没有,就等于没出现过。文学史之残酷,不亚于“二十四史”! 操控这一切的,不过是几十个gregarious而已! “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因为从前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m(顽强)的。” 一个人的顽强,不在于体魄,而在于精神。张爱玲,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什么“临水照花人”! 当夜,水晶从她的三层楼公寓出来,已是凌晨两点半了,仍觉谈兴未尽。临别前,张爱玲还送了水晶一本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 正如张爱玲在谈话结束时所说: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才能一次!她还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才得一次。 那么,这次水晶是满载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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