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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法兰西帝国男女在干什么?

2017-11-17 文章来源 : 新闻
1916年,是一战最焦灼的一年,也是曾撼动历史的一年。1916年,是亚当•图兹(AdamTooze)绘制战后随之而来的全球政治新格局的起点。英国著名史学家基斯·杰弗里(KiethJeffery)教授的遗作《1916:全球史》就向我们揭示了“一战”的真相,同时娓娓道来一百年前的战争对当今社会的巨大影响。 《1916:全球史》 点击图书封面可在三大网店购买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作者:[英] 基斯·杰弗里 著 译者:徐添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1916年,是一战最焦灼的一年,也是曾撼动历史的一年。英国著名史学家基斯·杰弗里(KiethJeffery)教授的遗作《1916:全球史》就向我们揭示了“一战”的真相,同时娓娓道来一百年前的战争对当今社会的巨大影响。《华尔街日报》盛赞《1916:全球史》一书时写道:“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全景式历史著作……写得极其生动,杰弗里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历史缝隙中的小插曲比比皆是。”精彩试读|法兰西及其帝国的男女在1917年,加里波利老兵,新西兰人亚历山大·埃特肯(AlexanderAitken)把那些能产生共鸣的回忆第一次写成回忆录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他对1916年春沿着从埃及到西线的路线去游历法国期间看不到男性感到印象深刻。在马赛的铁路编组站,埃特肯“起初看不到男性,只有妇女和姑娘们在铁路侧线从事着沉重的装卸工作;最后来了一些法国人,他们人过中年,是本地的预备役民兵,监管着几批德国战俘”。由于火车沿着法国东北海岸线行驶缓慢,埃特肯得空就观察车厢内的人,发现除了在休假中的士兵外,看不到任何男性,这些士兵们结伴坐在朝向海边的座位上,神色茫然而忧郁—不少清秀的年轻女性身着深色丧服。他回忆道,“我在这里才对凡尔登会战有切身体会,正如我后来在伊普尔所强烈感受到的那样”。这场战争不只是军事上有所伤亡而已——它也在许多不同方面影响了妇女们的生活,既带来伤害也带来机遇。和全部的主要交战国一样,法国政府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国家资源,不断地干预经济与社会事务。征召大批男性劳动力不可避免地造成各个经济领域的劳动力短缺。法国乡村在战争开始时一切还算正常,在一群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帮助下1914年获得丰收。随后几年,农业劳动力受战俘、大批西班牙临时移民和人数较少的希腊人和葡萄牙人影响而有所增加。在整个战争中,约23万西班牙人,2.4万希腊人和2.3万葡萄牙人到法国工作。法国的工业由于要应付不断增长的、贪得无厌的各种军需品需求,显得有些力不从心。1915年间,为了保留必要的男性,国家推出了“保留”岗位条例,不过这种实践由于全体男性都必须为国防而当兵,不能破坏法国长期的服务平等原则而受到限制。外国工人一样受雇于企业,但是此外更重要却是对妇女的持续动员,以至她们如今也能受雇从事男性所普遍从事的工作。不过,最初战争的影响反而使许多妇女丢掉工作。在有许多精通针线活的巴黎妇女尤其如此。但是到1916年7月,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导致政府采取官方政策,在尽可能的地方使用妇女来替代军事人员。在整个战争期间,大约有68.4万名妇女受雇于法国军需部的工厂。虽然法国从开战至1916年12月的总参谋长霞飞曾断言,如果没有妇女们在军需工厂工作,法国就会输掉战争。因此毫无疑问,在战争期间妇女们的工作一帆风顺。但妇女(像他们的男性配偶一样)是被资本家利用的。她们的工时很长,且工作环境糟糕透顶,通货膨胀使得已提高的战时报酬率贬值。1916年8月,一家军需厂的女工向金工工会书记阿方斯·莫尔海姆(AlphonsMerrheim)请愿,她们称:“我们许多人睡不着觉,从这种夜以继日的过度工作中,我们感到胳膊跟肠胃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工人的斗争精神由1916年秋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为1917年波及各个民用行业的浩大罢工潮,这种崩溃和同一时期的军人哗变在关系上有相似之处。而这些罢工中的许多活跃分子都是妇女和非常敢于斗争的服装工人。法国妇女可以在更传统的方面支援战争。中上层妇女投身于广泛的慈善志愿工作当中。有人在马赛创建了一个“沦陷区士兵教母”(GodmothersfortheSoldiersoftheInvadedRegions)计划以帮助士兵们和他们在德国占领区的家人取得并维持联络。在英国,“犒劳”前线部队的组织也是多种多样。妇女们受鼓励收养军中的“教子”,给他们写信寄礼物。在法国(正如在所有交战国一样)护士是一项非常突出的战时职业。它充分发挥了女性的细腻和耐心,成为了为国奉献的高尚职业,十分引人瞩目。上万年轻男性响应征兵远离家乡,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外难耐内心的饥渴想要满足生理需求,因此对性交易的需求迅速增长起来。在法国,性交易是合法的,在防线后面如亚眠或鲁昂的许多镇子里,妓院的数量迅速增加。即使如此,依然有很多非法行径。在1917年的马赛,虽然地方当局登记在案的大约有700~800名妓女,但在马赛城的实际性工作者有近7000名。据反映她们的客户不止包括法国人,因为在巴黎埃图瓦勒附近的一家妓院里,妓女们在闲暇时间还在学英语。据詹姆斯·F·麦克米伦(JamesF.McMillan)观察,“卖淫是战争所导致的性行为增多的唯一特例”,他引用反战人士及社会怀疑论者阿纳托尔·弗朗士(AnatoleFrance)不太妥当的看法—战争之所以会延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妻子们在她们的丈夫不在家时会过得非常愉快。如果某些吹毛求疵的观察者们信以为真,那么婚外性关系的迅速增长也就很正常了。战时社会道德束缚的解放显然为增进两性(同性)之间的互利关系带来了机会。基本上人人都同意这一点。激进的性教育先驱艾蒂·鲁特(EttieRout)曾在1916年2月前往埃及帮助照料新西兰士兵们,她很重视许多士兵的性价值观,同时也对由于性的忽视而导致性病高发病率感到悲哀。她后来在伦敦和巴黎工作,致力于提供避孕药和安全套等预防措施,并发起“为士兵提供一位女性伴侣的社会与性福利服务”。她在巴黎遇到了乘火车抵达巴黎北站的部队,并向这些军人们推荐了一家同意接受卫生条款的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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