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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日历》: 七年品牌初长成

2017-11-21 文章来源 : 出版
  □本报见习记者 张君成  随着新媒体和移动通讯工具的普及,作为生活用品的传统日历已经基本退出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而传统图书出版的空间也越来越受到新媒体的挤压。但《故宫日历》的重新出版,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2010年,《故宫日历》的出版掀起了日历出版风潮,7年过去了,它依然是图书畅销榜上的常客。除了自身质量过硬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缘起:  让经典重新焕发生机  《故宫日历》的责任编辑王冠良第一次听说《故宫日历》,是在她入职故宫出版社第二年的编辑业务培训班上。在那里,她得知《故宫日历》最初问世于上世纪30年代,连续出版5年,风靡全国,后因抗日战争戛然而止。此后,台北故宫曾于上世纪70年代重新出版,但也只持续了短短数年,之后就彻底埋入故纸堆中。  而后王冠良有幸接触到了1937年出版的《故宫日历》,便立即被其吸引,“首先它的开本适中,装订简洁,手感极佳。同时版式规整,遵循传统,仿宋字体典雅大方”。王冠良对于《故宫日历》的第一印象,也成为其日后出版的第一标准。  2010年,新版《故宫日历》出版了。王冠良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为了稳妥起见,这新版《故宫日历》的第一本采用了复刻形式,除日期信息外全部采用1937年版《故宫日历》图文内容。不过故宫出版社在装帧与装订形式上作出了调整,以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与要求。  可以看到,装帧没有照搬当初的活页形式。王冠良与同事经过反复调整,确定并沿用至今的形式是――布面精装、书脊包布、增加内封,以便使内页可以翻开摊平。布面用色是特别选定的象征故宫的红墙色。  对于封面,则以烫金形式沿用了1937年版日历封面所用的汉《史晨碑》集字书名“故宫日历”,并增加了以文物为基础设计、每年一换的生肖图标。经过小半年的设计制作,新版《故宫日历》在2010年8月底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一经推出,立刻引起轰动。  之后更多的读者都将《故宫日历》作为岁末年初问候亲朋的文化之礼,或者作为每一天记载孩子成长的生活纪念册。他们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的展示与交流,《故宫日历》也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熟知,也让这本经典图书成为名副其实的爆款产品。  创新:  不辜负“一期一会”期待  《故宫日历》的一炮打响让王冠良和其同事精神为之一振,然后,他们也感觉到了压力,如何让《故宫日历》不辜负读者“一期一会”期待,成为他们首先解决的难题。  为此,故宫出版社敢于打破自己之前的成绩,首先就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故宫日历》不再采用照搬旧版的复刻方式,而是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另行选材编排。王冠良告诉记者,一开始他们的方案是按照藏品材质类型逐年出版,玉器、漆器、青铜……但经过尝试,2011年版所选取的玉器在黑白印刷之下画面单一,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推倒重来,选取仕女、婴戏和花鸟题材的画作,按照朝代顺序排列。  同时他们也在编排上继续下功夫,分别在结构、篇幅、内容上进行系统性提升。《故宫日历》在结构上由藏品图片的随机排列、简单编排提升为主题性、体系化的表达;在篇幅上充分照顾当代人碎片化阅读的习惯,以短小的文字配合文物图片,引入了“国宝日读”概念;在内容上则保持清新雅致,努力唤起并回应当代人对于亲近传统、了解艺术的内在需求。在印刷上,2012年则改为彩色印刷,发行量又翻了一番。  王冠良觉得《故宫日历》很好地把握住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外观大气,内部细节考究。比如除了藏品图文和日历页的集字日期,《故宫日历》也留了不大的空白可供记录只言片语,这个小小细节也是经过编辑部反复讨论的结果。王冠良说:“我们的考虑一是延续原有版面格局,二是当代人的书写习惯,留出太多空白可能反倒多余,或者让使用者尴尬。三两行空格,足够每日只言片语的记录。如果真有话说,其他部分的空白大可以自由书写,这也是藏品图一律不加背景只留白的缘故。”  在读者越来越高的期待之下,故宫出版社也大胆地引入外来力量。2013年版《故宫日历》的制作不再由编辑包揽。曾为2012年版《故宫日历》撰写每月篇章页文字的作者华胥成为日历的编纂者,而编辑则回归本职,全力配合。这与当前文博领域业余志愿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文化普及工作的状况和趋势其实也是一致的,效果也更好。  发展:  传递着一种生活方式  王冠良并没有将《故宫日历》当作一个单一的产品看待,而是将其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传递的媒介,她觉得这让《故宫日历》拥有了一大批核心读者。  对于这些核心读者,故宫出版社也是积极回应,比如在2013年《故宫日历》主题选择为“山水有清音”,王冠良说:“这些有品位、有情怀的传统文化和古代艺术爱好者成了《故宫日历》最好的推荐媒介。”  而在这一基础上,故宫出版社还开展定制服务,通过与更多企业、电商平台合作,扩展渠道。  同时故宫出版社会不时地发起一些网络互动活动,重点不在奖励而在交流。王冠良还记得有一位台湾的年轻妈妈,在他们发起的“故宫日历随手拍”活动中发布了一张她的手握着孩子的小手翻看日历的照片,“那种大手拉小手、文化代代传承的象征意味,特别令人动容”。  回望7年,王冠良觉得如果新版《故宫日历》的出版对今天的读者、公众具有某种意义,那么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和古代艺术推广普及方式的生活化、日常化,“我们认为潮流风尚不停变换,但传统文化的精粹,为整个民族不断提供滋养,始终不会过时。重要的是如何去表达、阐释、传播。好的内容加上形式,无论怎样用心投入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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