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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企业都应晒晒社会责任“成绩单”

2017-11-15 文章来源 : 出版
  □本报记者 左志红  “第十二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今天在北京召开,应该会释放出一些新信息。”6月6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北京印刷学院康庄校区采访该校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研究员韩生华时,她首先告诉了记者这个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最新消息。  韩生华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消息比较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今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专著《我国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一书。  有人认为,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我国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现状的图书。那么这本书具体研究了什么内容?出版企业应该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我国出版企业与其他行业的企业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方面存在什么差距?我国出版企业怎样在践行社会责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韩生华,她给记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关于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课程。  “我做记者时接触到了企业社会责任话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你为什么会关注出版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  韩生华:我做记者时接触到了企业社会责任话题。企业社会责任其实是一个舶来品,我国现代企业接触到这个理念大多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很多发达国家的投资商到中国办企业,他们首先要求中方的合作企业建立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而我当时正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在采访中碰到了一个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案例。  那是1999年年底,中法合资企业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在都江堰市建一条水泥生产线,这个项目是国家批准的重点工程。工程刚开始土建时就发现了大量的破碎瓷片,公司立刻保护现场并通知相关部门,后经文物部门勘探确认,这是一个大型宋代古窑窑址。这种情况下拉法基会作出什么选择?我们去采访该公司负责人时他明确表态:企业的特性是逐利,但文物既然出现在拉法基的厂区里,这是缘分也是责任,虽然作出放弃建设生产线的选择很艰难,但拉法基选择保护文物,并愿意出资修建一个博物馆来展出这些出土文物。拉法基的决定在当时出人意料,也让我印象深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特别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话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你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很早,那又是什么促使你现在开展有关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呢?  韩生华:这源于我校承担的一个课题。2016年上半年,为做好中宣部出版局“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研究”的课题,我校课题组深入出版单位调研时,很多出版单位在谈及社会效益问题时自然提到了社会责任话题,认为出版企业应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此外,根据2015年9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要求文化企业“注重道德调节,坚守社会责任,把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要求落到实处”,并要求“探索建立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基于此,去年下半年,在校党委书记刘超美、科研处原处长陈丹的支持下,我校专门为新成立的中国编辑学研究中心开设了“我国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现状研究”的课题,我任课题组负责人,我们课题组随后发表了系列论文,我本人还出版了《我国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专著。  出版企业“做得尚可,但说得不够好”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出版企业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文化企业,他们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一般企业有什么不同?  韩生华:我认为,出版企业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至少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要有正确的出版导向意识――对党和国家负责。二是要有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意识――对广大读者负责。三是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对环境负责。四是要有培养可塑之才的意识――对员工负责。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就我目前的了解,今年有7家出版业上市公司发布了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作为单体出版社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连续发布了3份社会责任报告。但这在全国584家出版社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就你的研究来看,目前出版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现状如何?  韩生华:确实如此。从已经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我国出版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还停留在非常基础的层面,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的水平也比较初级。很多出版企业对如何打造一份形式完整、内涵丰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及选择合适的途径和渠道加以传播推广等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其实出版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疏于在社会责任语境下进行表达和传播,存在“做得尚可,但说得不够好”的情况。  我国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方面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一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2016年只有5家上市企业和1家单体社发布了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这个数量真的是太少了,并且报告的质量普遍比较低。  二是理念不清,信息不够。目前发布的有限的几份报告缺乏清晰的责任理念,有效信息十分有限。比如有的企业开展了不少全民阅读方面的活动,但在报告中并没有把这些做法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  三是形式古板,传播不力。一般情况下各企业会把社会责任报告公开发布在企业自己的网站上广而告之,但我去年在做研究时无法从这几家出版企业官网上找到报告,而是从一些金融证券类的网站上找到的,并且这几家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形式比较单调。出版是典型的文化创意行业,在“如何表达”和“怎么传播”方面有很多优势,但遗憾的是看到的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只是一些文字被简单地码在了一起而已。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其他行业是否有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案例可供出版企业借鉴?  韩生华:目前很多企业非常重视社会责任工作,报告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越来越丰富和新颖,已经由过去单一的文本报告向网页、多媒体H5等方式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高效、便捷、可视化等优势传播责任信息。  例如,今年5月23日,广州供电局在地铁列车车厢内、车体上用广州供电局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来装扮;5月26日,中国华电集团的5700人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城市召开2017年可持续发展发布会。这些独具新意的责任信息发布手法让人眼前一亮,值得出版企业学习和借鉴。  报告发布制度化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要提升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水平,并使报告发布制度化,你认为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韩生华:要改变这种现状,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社会舆论氛围的正向激励,以及学术研究机构的理论和智力支持。  首先要让出版企业了解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好处。现在有些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把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看作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品牌美誉度、提升员工责任意识、与利益相关方保持沟通的重要抓手,这需要行业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其次出版企业负责人要大力倡导和宣传贯彻责任理念,要想方设法让每一位出版编辑自觉践行社会责任,精益求精、多出精品。再次企业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从制度上保证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另外,相关部门要制定与行业发展特质相吻合、便于操作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同时还要限定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验主体的准入门槛,将行业协会、学术科研机构及与此相关的媒体都纳入进来,形成全面、权威的审验生态。总之,推进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工作上台阶,需要政策推动、企业努力、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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