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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群明:小社出大书之六 “学林”出版的纯文字“大书”

2017-11-15 文章来源 : 设计
【百道网·雷群明专栏】笔者初出茅庐,即奉命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虽然学识浅陋,但是并不因此有丝毫懈怠,也不敢因面对权威而放弃编辑的责任,而是抱着边干边学的态度,认真审读稿件,前后提出了大大小小500多处修改意见。此外,还遵照领导的意见,将稿件请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徐新园同志再审,以保证书稿的质量。可喜的是,陈奇猷先生能不以权威自居,而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只要认为有道理的,都虚心采纳。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伍杰在北京的电视台谈《蒲松龄全集》 前面我所说的“大书”,除了《金文大字典》,指的都是大的画册。下面,我还想简略介绍几本纯文字的“大书”。这些书虽不如大画册规模宏大,但是因为每部文字都在百万上下,而且独具特点,实在也有值得一谈的必要。《吕氏春秋校释》此书是“学林”成立之初接受的第一部文字“大书”。全书近180万字,是20世纪50年代以出版《韩非子集释》而引起学界重视的陈奇猷先生经过20多年的埋头苦干才完成的巨制。笔者与陈奇猷先生《吕氏春秋》是我国先秦的一部重要古籍,记述和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先秦学术资料。文字简明精练、形象生动,议论有理有据,逻辑性强,对于散文写作者,也有很大的帮助。正因为如此,此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两千多年来,辗转抄刻流传不绝。自东汉高诱以来,历代有人为之注释论说。20世纪30年代,刘文典先生的学生许维遹氏汇集前人主要论释70余家而成《吕氏春秋集释》,蒋维乔等人则有《吕氏春秋汇校》之作,他们的工作诚然有功于学子匪浅,但可惜的是成书太速,资料不全,错漏乖误在所难免,且释、校分为二书,于读者亦多不便。有鉴于此,陈奇猷先生从1938年起便有志于《吕氏春秋》的校释工作,1958年《韩非子集释》出版之后,即倾全力于此书的工作。“文革”中,出版社关门,他的“特约编审”职务也被取消,好几年中,没有分文收入,全靠在中学执教的爱人养家糊口,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孜孜矻矻,坚持校释工作,终于成就了一部集众家之所长,补诸说之所缺、成一家之言的《吕氏春秋校释》。本书的特点首先是搜罗的资料极其丰富。仅所引前人校说便有120余家,较许氏的集释本多出几近一倍。不仅甲骨、钟鼎以及先秦两汉以下经史子集各部中有关的文字皆加采录,而且还广泛旁及于出土文物、先民遗迹、历代报刊文章等有关资料,凡有助于理解此书的均一一援引,其中颇多许书中所无之近现代的中外学者之言。对于所收各家之说,均按时代先后排列于注文之中,诸说相近者则取其最完善的一家之言全文引出,其余则仅说明某说与某同,不具引,使得校释之文脉络分明,富而不繁。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对于所收的材料不是排比一下完事,而是精心加以考核鉴别,辨明其是非,其非者固加以说明,其是者亦予以疏证,对于某些疑难问题无法作出解答者,也实事求是地说明疑难所在,不强作解人。陈奇猷先生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研究所,多得陈垣、沈兼士、余嘉锡、孙人和等先生的指引,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良作风并有所改进和创建。加之他通英语、拉丁语,又长于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方面知识,因此,他的考校严肃认真、细致深入,方法科学,有时为了考明一人一事乃至一字的原意,往往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有达数千言之多的,洞幽烛微,颇多前人所未到达的境界。因此,前人注释中的误传谬说,大多得以纠正,许多长期以来聚纷纭的疑难问题,亦多销然冰释。第三个尤为可贵的特点是,作者还以按语的形式,将他多年来研究《吕氏春秋》的心得一一笔之于书,自成一家之言,多有创新之说。如经过精心比较,对全书160篇文章,均论证其所属之家派,以有助于对本书真意的了解,避免张冠李戴的嫌疑。陈先生认为这个分别所属家派的工作,可使“篇中文句有注释之准绳,且可供研究思想史者参考”,“实为首要任务”。这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虽不能尽善尽美,但其功劳实不可灭。又如《吕氏春秋》有很多不见于今字书的僻异字,经作者考订,明其音义者约近百个,其中部分已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的“语言文字研究专辑”,颇为学者所称许。类似这样的内容、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新成果,可以说在所多有。本书为方便读者,还首次进行新式标点和分段,并新增附录一卷,收有《吕氏春秋》佚文、《吕氏春秋》校释所据旧刻本及引用诸家校说列目、《吕氏春秋》考证资料辑要等,对于阅读并理解该书,也有功不浅。《吕氏春秋校释》重版本笔者初出茅庐,即奉命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虽然学识浅陋,但是并不因此有丝毫懈怠,也不敢因面对权威而放弃编辑的责任,而是抱着边干边学的态度,认真审读稿件,前后提出了大大小小500多处修改意见。此外,还遵照领导的意见,将稿件请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徐新园同志再审,以保证书稿的质量。可喜的是,陈奇猷先生能不以权威自居,而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只要认为有道理的,都虚心采纳。出书后,他还在惠赠给我的书上客气地题了一段话:“这是我们共同劳动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共同改进,共同提高!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七日书此以与群明同志共勉之。”他这样说,我实在担当不起,但我很感谢他对我的鼓励。通过此书的编辑,也使我在编辑道路上第一次受到了良好的锻炼。陈奇猷先生的题词陈奇猷先生的老师、著名学者孙楷第先生得知此书出版的消息后,以86岁高龄亲笔给陈写信,以示祝贺,说《吕氏春秋校释》“搜罗宏富,对前人释事释义之作,可谓网罗无遗。而又参伍考稽,误者正之,晦者显之。识断之精,校勘之勤,足以抗衡前哲,为《吕氏春秋》功臣。实是50年来唯一仅见之第一流著作。……此书出版,意味着乾嘉以来中国校勘学之复兴。不但为中国学术界、中国民族增光,亦可以为近世学者之典范。使承学之士知道高深的科学,是从艰苦的调查研究中得来的,没有便宜的路,欺世盗名是不行的。”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也在给陈奇猷的信中说:《吕》书“不仅校勘之精、诠释之确,远过前人,且于各篇思想详加考核,明其家数,玄思妙解,层见叠出。是诚不朽之宏撰也”。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出版后没能在古籍图书评比中获奖,但是,在1994年香港举行的“上海书展”上,颇得读者青睐和好评,1997年应读者的需要,又得以重版,足以说明其价值和生命力。通过此书的编辑出版,陈奇猷与我社的关系密切了,曾经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我们遇到一些古籍书稿的难题,向他请教,他都能不遗余力地帮助解决。如当时上海古籍社的朱金城先生介绍了天津大学陈国符教授的一本书稿《道家外丹黄白术考》,社里要我做责任编辑,但是,我对此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于是就去请教陈奇猷先生。他不仅帮我审读了全稿,而且还几次耐心地帮我解决疑难问题,使我在与陈国符先生的往来通信和当面会谈中没有出洋相,并且得到作者的信任。这是我至今仍然十分感谢他的。陈先生的书后来虽然没有给我社出版,但陈奇猷先生的工作是功不可没的。《蒲松龄全集》本书由蒲松龄研究所的盛伟同志编辑整理,于1998年出版。它是迄今出版的最新、最全、最准确的有关蒲松龄的著作。《蒲松龄全集》“全”,表现在它不仅收入了此前国内已知的全部蒲氏著作,而且增加了近几十年来新发现的蒲氏佚文20多万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北大教授马振方90年代末从日本带回来的佚文。这些佚文对研究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有极大的价值。还有,以前明知存在但是因被认为有“黄色”之嫌的俚曲《琴瑟乐》,其曲名见之于蒲松龄墓碑碑阴所刻之蒲氏著作目录,但是解放以前的《聊斋全集》和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路大荒编的《蒲松龄集》均没有收录。直到1986年盛伟编的《聊斋佚文辑注》才第一次作了披露,1989年出版的《蒲松龄研究》杂志登出了日本庆应大学所藏的另一个本子,但是,鉴于当时的形势,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删节。这次才得以据蒲松龄纪念馆收藏的《闺艳琴声》抄本全文发表。“全”还表现在它第一次把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志异》的最早、最全的抄本《异史》本,收入其中,也是一个新的贡献。以前《聊斋志异》只作为单行本出版而不为《蒲松龄集》所收,显然不合理。“准确”,表现在编者盛伟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并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此前流传的蒲氏著作做了大量的校订工作,出校3000余条,纠正了许多事实和文字错误。如删去了路大荒编的《蒲松龄集》中误收的他人文章4篇、诗12首,对路编《蒲松龄集》置于“姑附”的蒲氏诗73首、置于“续录”的诗166首,经考订,分别有61首和113首纳入编年之中,对原来编年搞错的也作了调整。这些对了解蒲松龄的思想发展脉络具有重要作用。“新”,除了以上所说的内容之外,还表现在形式上的创新:如首先以简体字出版,把俚曲的唱词与说白用不同字体分别开来,装帧上的出新等等。此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良好反响。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青岛日报》、《泰安日报》等都发了消息、简讯或文章,《文学报》以整版篇幅选登了《琴瑟乐》全文和《省身语录》的部分,并配发了有关介绍文字。1996年1月3日,中央电视台对此书作了专题节目,邀请中国书评学会会长伍杰,北大教授、蒲松龄研究专家马振方,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希凡出席,他们对此书都作了较高的评价(后整理发表于《好书快递》1999年第10期)。1999年,此书获得第十二届淄博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四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蒲松龄全集》的装帧设计还获得了上海市和华东地区的优秀奖。值得引为教训的是,作为责任编辑的我,在此书在版权问题的处理上做得不够细致,以至引起了一些麻烦。马振方认为,此书使用的一部分来自日本的材料是侵犯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并对作者提出了异议。而《蒲松龄集》的编者路大荒的后人,则以“侵犯父亲的著作权”为由,将盛伟告上了法庭,并且打赢了官司,获得2万元的赔偿,从而使花了大量劳动的盛伟在经济上得益甚少。如果我们出版社方面把工作做在前面,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应该可以避免这种不愉快的局面产生。《明清娱情小品撷珍》顾名思义,这是一本明清两代娱情小品的选集。它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李保民、胡建强、龚建星等编选,收入了明清两代最有名的一批小品集子,其中包括《陶庵梦忆》、《梅花草堂笔谈》、《瓶史》、《屏居十二课》、《闲情偶寄》、《影梅庵忆语》、《三侬赘人广自序》、《板桥杂记》、《续板桥杂记》、《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潮嘉风月记》、《浮生六记》、《扬州梦》、《画舫馀谭》、《青溪风雨录》、《秋灯琐忆》、《湘烟小录》、《对山馀墨》、《竹西花事小录》、《花国剧谈》等。《娱情小品》这本书是1993年列入计划的。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读者希望看到一些轻松愉快的娱情作品,调剂一下紧张的生活,对于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寄》、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书很感兴趣,正好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几位同志也有志于此,并且承诺可以销出若干,所以,我们就接受了。本以为此书不过是选择和标点,比较容易,谁知上手之后,也是好事多磨,拖了好几年才得以问世。原来,我们打算“一鸡多吃”,出了大本子之后,再利用现成的版子分开来一本本加上注释、白话翻译等单独出小册子,可以降低成本,增加销路,但是,此书出版之后,销路也并不好(主编们的承诺也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没能兑现),而且考虑到注释、翻译等也并非易事,最后就放弃了。因此,这本书的实践证明并不是很成功的。此外,“学林”超过100万字的文字“大书”还有《唐大诏令集》(102万字,是唐朝历代皇帝颁布的诏书汇编,全书130卷。北宋宋敏求编,洪丕谟、张伯元、沈敖大点校,1992年出版)、《方外秘籍精选》(汇集了密宗、道教、术数、中医四大门类十六部典籍,16开精装影印,1460页。张荣明、吕明方编,胡道静序,1993年出版)等,也颇有价值和特点,恕不作具体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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