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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先生100周年诞辰献礼之作 全面呈现大师一生学术成果

2017-11-16 文章来源 : 设计
【馆藏严选】《王佐良全集》是王佐良先生100周年诞辰的献礼之作,该项目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立项资助。王佐良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他是我国英语界的泰斗级人物,一生致力于英语教育、英语文学研究及翻译。《王佐良全集》首次全面搜集了王佐良先生散见于各类专著、文集中的篇目及珍贵历史照片,对我们重新学习和认识王佐良先生的成就有着重大的意义。12卷本《王佐良全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6年2月出版。近日,百道网采访了外研社的全集项目负责人赵雅茹,了解到了这一全集的出版过程。 《王佐良全集(套装1-12卷)》 点击图书封面可在三大网店购买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者:王佐良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王佐良全集》于2016年2月在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问世。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语界泰斗级人物、享誉中西的外国文学专家,曾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外国文学》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外国文学组组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王佐良先生一生致力于英语教育、英语文学研究及翻译,在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上颇多建树,在中国的英语教育及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出版意义:填补出版空白,重新认识大师成就此次出版的十二卷本《王佐良全集》首次全面搜集了王佐良先生散见于各类专著、文集中的篇目及珍贵历史照片,还有经家人授权后,其未结集发表的原创和翻译作品,尤其是国内未发表过的博士论文、诗作等。按内容分类,包括学术论著、译著、散文、杂文、诗歌创作等,不仅填补了这一出版空白,而且对我们重新学习和认识王佐良先生的成就有着重大意义。首先,《王佐良全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继承”和“发扬”。《王佐良全集》旨在通过全面呈现王佐良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外比较文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以及他作为诗人、翻译家和作家留给后人的优秀文学遗产,使他所开创的研究、译介和教学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其次,《王佐良全集》本身也据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中西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再者,王佐良先生在文学史、诗歌史、语言学、翻译理论等领域的学术著作也将成为英国文学、翻译、英语语言学以及其他相关专业学习和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总之,编辑团队认为:“全集的出版,既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王佐良先生作品的高质量版本,又整合了先生的全部研究成果,为学界的研究和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广泛收集资料,做真正的“全”集王佐良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创作时间贯穿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作品遍涉外国文学研究、外语教育、翻译、诗歌及散文创作等多个领域,除了作者生前编定的专著、文集、译著外,还有不少散见于报章、杂志、书籍、手稿中的作品。为了全面搜集资料,他们利用了各大图书馆和数字资源库广泛调研,并在媒体发布《〈王佐良全集〉征稿启事》,调动各种可能的资源。在这其中也得到了王佐良先生的家人、朋友、弟子,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史馆、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全面收集资料只是所有工作的第一步,在这之后,出版社需要对资料进行整理、甄别、筛选并进行分卷。赵雅茹介绍说:“在这方面,《王佐良全集》专家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中各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给予了我们非常专业的指导。尤其是王佐良先生家人以及陈琳老师、姜红老师、李铁老师等几位专家,为全集的顺利出版提供了莫大的支持。”最终,经过反复讨论,“《王佐良全集》以作者生前编定作品为主体,大体按著作性质分卷排列。专著、文集之外的补遗文章,尤其是笔名文章,遵照专家及家属意见加以甄别并酌情收录;该部分散篇结集,按作品出版或写作时间编次,并注明出处。各分卷卷首增写说明,简要介绍该卷内容及校勘所据版本、出处。为保持单部著作的完整性,作者生前出版的专著、文集中不同程度的重复内容未作删减;非作者自撰的辅文未收;重复内容中不尽一致之处为作者不同时期改动,保留版本差异。最后一卷附全集著作篇目索引,便于读者查阅。”编辑原则遵循两个基调:尊重和完善全集的编纂,由于资料繁复,参与人数众多,因此编辑原则和体例就变得十分重要。只有每位编辑都有可以遵循的规范和依据,才能保证项目的统一和流程的可控。因此,他们在编辑《王佐良全集》时,就制定了“尊重”和“完善”这两个基调。所谓“尊重”,是对于全集这类学术大家的作品,编辑时尤其需要谨慎,妄改是最要杜绝的问题,尊重作者、原作语言和时代背景是首要原则。而对于内容、语言上的疑问,编辑们也务求进行多方面的查证、核实,不能确证的地方宁可不改,一仍其旧。所谓“完善”,是说全集的编辑仍负有统一体例、对错讹予以改正的责任。比如不同年代出版的作品,对文字、数字、标点有不同的规范,收入全集中就需要相互统一。再比如,他们经常会遇到“手民之误”的问题,即不是作者本意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全集编辑也有责任甄别勘误。比如王公的名译“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就有版本将表示“增添光彩”的“傅彩”误为“博彩”。还有一种错误是原编者存在误改的现象,“比如王公曾为《英诗金库》作序说‘原编者收了288首诗,按时代先后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到1616年,是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初叶的作品;第二部分到1700年,以十七世纪作品为主’。在收入文集时,王公原文中所写的‘十七世纪’被误改为‘十八世纪’”。此外,因为时代和资料的限制,王佐良先生的原作也可能存在事实性、逻辑性的瑕疵,这些都需要在编辑全集时根据一定的规范来予以完善。聚焦细节,力求体例统一,内容准确大的原则确定之后,就到了具体的编辑体例问题上。在项目启动之初,编辑团队就探讨了制定体例的思路: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制定明确的规范,减小编辑因不同倾向各自判断的空间;在特殊问题上给出一以贯之、逻辑自洽的规则,给编辑的个人判断提供框架和支持,并由统稿人把关。同时,制定体例时既要考虑可操作性,也要考虑科学性,因为体例一定会随着项目的进展不断更新、不断增加,要用合理的规则一以贯之,才能避免前后矛盾或框架不能容纳问题的现象。为了使遇到的问题都得以合理解决,外研社编辑团队将遇到的问题主要分为体例统一问题和内容问题两类。体例统一涉及的主要是原作原本的或者收入全集后存在的不一致之处。首先就是注释、参考文献。由于很多作品出版时间较早,并且在当时并没有现今的学术规范,因此注释和参考文献体例各异,包含信息十分不统一。收入全集后,编辑们以尽量尊重原貌为大原则,对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内容不做增删,只进行格式上的统一和个别的勘误(明显的笔误或排印错误径改,内容改动加编者注)。参考文献中条目之间的顺序未按字母、拼音或笔画顺序的,反映了作者的特定意图,也予以保留,仅就条目内部的格式进行统一。其次,因出版年代不同,文集中也会存在文字问题,比如繁体字、异体字、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字等。对于繁、异体字,参照《鲁迅全集》,原则上都改为了简体,但对个别体现当时习惯或改动之后可能导致误解的繁、异体字,则提出讨论、酌情保留。对于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字和非推荐词形,参照《现代汉语词典》改为规范用字、推荐词形,《现汉》中都出条的,以单书或单篇为单位统一。而对于数字的用法,编辑们则参照现今规范,对使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的情况进行了统一。标点则主要参照林穗芳先生的《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兼顾最新的规范进行了修订。最后,对于从外文翻译的人名、地名、作品名、机构名等,考虑到原作时代特点以及翻译家对译名问题的争论,编辑们则认为不宜简单按照译名手册等进行统一,但是作者生前出版的单书或发表的单篇文章,则应该做到内部统一。如果说体例统一问题还有可以参照的共同标准,那么内容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首先是明显的笔误、排印错误或原版本的编辑错误,虽然这些可以直接进行修改,但对此类错误的认定却需要慎之又慎。“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征引作者生前出版的不同版本进行互校或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这一过程十分繁琐。其次是引文的误植,在充分确认原文、核实版本的基础上,可以直接修改。但若影响上下文的表达,就需要增加编者注释。再者是事实性错误,例如人物生卒年、作品出版年等,考虑到资料发掘和学术研究是不断演进甚至有所反复的,该类问题有其时代特点,因此,这类问题“倾向以作编者注的方式处理,给出现今的资料来源——这样既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也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可回溯、可借鉴的资料”。最后是逻辑性问题,因为这是最取决于编者个人判断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作注的方式处理,以免出现想当然的妄改。另外,为了区分各种不同的注释,凡作者本人的注释不另补注说明,作者所加译注注明“译者注”,原编者所加注释注明“原编者注”,全集编者所加新注注明“编者注”。《王佐良全集》的出版过程实属不易,赵雅茹在采访的最后说:“即使如此,囿于自身的学识与经验,我们虽然勉力为之,仍难免疏漏。”因此他们也希望,读者、专家在阅读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指正,以便使这一书系在今后不断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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