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态度的新闻门户

中美合作所:重庆的另一种美国历史

2017-11-16 文章来源 : 文学
  按:本文作者为旅美作家,重庆人。原文为英文,2011年2月载于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http://www.theatlantic.com  中译者:George@tecn 译文原载《译言》yeeyan.org,本刊有删节  1 序曲  1987年夏天,我的未来老公 Bob 骑着自行车横穿中国来重庆看我--在我印象中他是第一个骑车横穿中国的美国人。作为一个还没出嫁的女儿,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当时没结婚的人没法分到房子。我的父母40年代末都是地下党员,二战后的年月里积极地参加反美抗议活动。所以当一个老美扛着自行车爬了四层楼,走进我们家的单元门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那时候,在重庆这个内陆的山城,自行车和老外都很罕见。西方人才刚刚开始被谨慎地允许在中国大陆境内四处走动--前提是他们不违反这个国家那些经常看不见的各种规矩,也不到处追求我们纯洁的姑娘们。  我的父母仅仅出于他们的好客传统才暂时容忍了 Bob 在这里待上一天(我告诉父母Bob是我的研究生院老师)。第二天,爸爸就再也没法忍受他的不舒服,叫 Bob 走人。在下达逐客令之前,他建议Bob参观一下坐落在重庆西边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  "什么是中美合作所?"Bob问。他的问题让我吃惊。从没出过国的我以为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什么是SACO("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就像那时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美合作所"一样。  我于是把那些从小学起就知道了的东西告诉 Bob:中美合作所是个美国人办的集中营,在四十年代折磨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它有两处监狱,一处叫渣滓洞,另外一处叫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叫梅乐斯(Milton Miles),美国海军军官,中方负责人是戴笠,国民党秘密特务机构(全称是军事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头子。我父母和他们的地下党同志们管戴笠叫"中国的希姆莱(纳粹党卫军头目)"。  Bob基本上不太关心政治,对我说的几乎没兴趣。他对"美国人办的集中营"这种说法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些杜撰而已。Bob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他在1987年来中国之前读过些关于中美历史的书,但从来没听说过这事。  尽管我并不想Bob去参观中美合作所,而且不喜欢我父亲试图给一个美国人灌输负罪感,Bob不屑一顾的态度还是让我很恼火。"这个是真的。"我说。在中美合作所旧址上的博物馆里,我见过用英文标着"美国制造"的手铐,还有照片上戴着那些手铐的尸体。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的原因(实际上八十年代初我就因为些不同看法和文字在政治上惹过一些麻烦),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至少我是这么想的。Bob 只耸耸肩,不相信也不想争辩。  后来回想起来,Bob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反驳大陆版中美合作所历史的人,尽管他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直觉(以及一点美国人的偏见)。他后来推测说,如果真有那么耸人听闻的、美国在中国办的集中营,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们一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能获普利策奖的报道机会,而那样的话,中美合作所在美国就应该变得众人皆知才对。  下面这些在中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 在政权交替之际,在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座步行距离不远的监狱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那天遇难的有超过200人。在白公馆,处决是分批进行的,直到晚上都还没怎么结束,也就是那时还活着的二十个狱友在一个同情他们的看守的帮助下逃走了。在渣滓洞,狱方用机枪打死了140多名犯人,把汽油浇在尸体上焚烧。有几个人在火海和混乱中逃生。几天后,在大屠杀地点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填满了尸体的坑,那些尸体的手腕上还戴着美国马萨诸塞州 Springfield生产的手铐。  这个填满尸体的坑,还有两处监狱,都在中美合作所的总部辖区。中美合作所是在1943年二战期间根据一项由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委员长签署的协议成立的。(直到我去了美国才知道,协议上宣称的目的是打击两国的"共同敌人",也就是日本。)  关押的犯人中大多数是重庆的地下党员。逃生的人里面有一个叫罗广斌的是我父母的熟人。大屠杀十二年之后的1961年,罗和一位合作者出版了一本非常轰动的小说《红岩》,歌颂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英勇斗争。小说里面的角色大多都是根据真实人物写的。事实上,他们先发表了一本短一些的纪实作品《在烈火中永生》,然后才把这本书改写并扩充成一本小说。  随后,一股《红岩》热在很长时间里席卷了新中国。在六七十年代,这本小说在对学校里面的孩子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反美教育上比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成功。这是我在小学二年级时读到的人生第一本小说。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和我同样年纪的人,一直到比我们小十岁的,都读过这本书,有些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很喜欢。小说里面有很多生动的严刑拷打场面,那些打手身后常有代表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高参的影子晃动。有这样高昂的英雄主义主题和紧张的地下斗争情节,我得承认这些故事对于年轻的头脑来说的确很有吸引力。我那时候读得很投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些语言多么充满政治鼓吹和煽情作用。  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和话剧,在观众中赚取了大量的眼泪。以红岩为封面的日记本成了重庆最流行的东西。从1963年直到1970年代初,我妈和我姐用的所有日记本都用《红岩》的封面作封面--一块红色的石头上迎风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树。(你可以在亚马逊网上找到这本书的封面。有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有英文版的《红岩》,但我从没读过。)  在我童年时,小说里面一位英雄在拒绝打手们的逼供时念的诗深深地打动过我。我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这首诗也出现在早些出版的纪实的那本书里。书里面说写这首诗的是烈士陈然。二十年后,在八十年代,事实被揭露出来,原来这是小说作者"根据烈士的想法"写的。陈然确有其人,但这首诗不是他写的。尽管如此,据一位生活在重庆的历史学者何蜀指出,直到2002年,这首诗在课本里面和诗集中仍出现在"烈士陈然" 的名下。  这部小说在毛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化中有着重要位置。书里描写的浪漫化了的英雄主义对于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年轻人有极大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在1967到1968年发生的仅在重庆就死了上千人的红卫兵、造反派武斗中,那些在战场英勇冲杀的青年男女会把自己看作像《红岩》里那样的英雄人物,为了他们的崇高理想视死如归,我一点都不会惊讶。好在我那个时候还年幼;否则我恐怕也会是那些武斗者中间的一个。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我们都只有事后聪明。  2 发展  《红岩》出版之后的1963年,重庆开办了一个"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并立刻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两所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和那些配备了美国装备的刑讯室,被作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部分展出。此外还有戴笠给梅乐斯建造的寓所。在寓所墙上的说明里,梅乐斯被描述成一个疯狂反共的美国军官。  热心的参观者们排着长队来这里寻找《红岩》英雄们的踪迹。烈士纪念碑被竖立起来。当我在七十年代上初中和高中时,每年的11月27日我们这些学生都要去扫墓。每次去我们都花一整天参观展览。  美国人的暴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们从来没怀疑过其真实性。小说《红岩》让这指控广为传播,而这个展览更是给它提供了铁证。烈士们是真实人物(其中两位,齐亮和王朴,是我父亲的地下党同志);中美合作所和那些牢房是确实存在的地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1967年初,《红岩》出版的若干年后,小说的主要作者罗广斌跳楼自杀了。这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时期,我那时十一岁,听着父母的一个朋友描述自杀现场的 惨状,震惊不已(不过至今仍有人怀疑罗是被谋杀的)。我那时太小,没法理解一个英雄在熬过了敌人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之后活了下来,在自己一方胜利以后怎么还会去自杀。  *  *  *  Bob 在1987年没有去参观中美合作所。一年以后我们结婚了。中国在飞快地变化着,我父母对于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变化。我们的婚姻在当时是一件偶然个例,但它能够发生却是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是在中美关系好转以后才发生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人形象也从凶狠的纸老虎变成某种珍稀动物,最后变成和我们 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父亲接纳 Bob 作他女婿的条件是"让我女儿远离政治",而这 Bob 欣然接受了。那正是我们的幸福时刻,我们从没去问他说的是中国政治还是美国政治。那一刻我们反正哪个政治都不关心。  我们婚礼上的一位客人是金叔叔,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我年轻时的偶像。1948年金叔叔曾经被作为地下党抓起来关进渣滓洞,和罗广斌(《红岩》的作者)关在一间牢房里。幸运的是,几个月后金叔叔被他有钱的地主家庭保了出来,幸免于1949年11月27日发生的大屠杀。  在我们的婚礼上,金叔叔又提议Bob参观中美合作所。他反复地说:"你一定得看看那些手铐,美国造的!"Bob 很不爽,可他还是微笑着说了些礼貌而又毫无意义、反正金叔叔也听不懂的英文。私下里,他向我抱怨道:"干嘛每个人都要我去看中美合作所?"  Bob 想要做的是骑着他的自行车沿着五十年代修建的川藏公路去西藏。这是他头一年就已经想要做的了。但他的雄心壮志又一次被我的强烈反对挫败了:那段路太艰苦,骑自行车去太危险。  1988年夏天,我跟随Bob去了波士顿,在那里安了家,生了孩子,拿到了博士学位,开始为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忙碌的生活让我自顾不暇,根本用不着Bob的提醒,我就已经足够地"远离政治"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三年后的一天,双子塔(纽约世贸中心,911)轰然倒下。  对我来说,中国网民们对美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而欢呼雀跃,标志着抽象仇恨的回归。我感到困扰:我们那一代扔掉的,新一代又捡了起来。我说"抽象"是因为,我确信,如果一位美国游客和那些年轻中国人中间的任何一个在私下里相遇,这个年轻人会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友好。  我对科学技术的热情减弱了。2002年春天,我请了一个无薪假,和Bob以及我们的小女儿回到重庆。在我离开的13年里,这只是我第二次回家。我被这样的一种愿望驱使着:重温孩童和年轻时的故地,理解我的过去。  我父亲又提议我们去中美合作所,但这次他的口气和1987年说这话时完全两样。"他们把那儿扩建了,还竖了很大的雕塑。非常壮观。"我76岁的老父亲快活地说着,就像在说着一个主题游乐园。往日的历史积怨无影无踪。  于是我们就去了。重庆的变化已经让人头晕目眩,尽管如此,我对"烈士墓"的新形象还是缺乏思想准备。  埋葬着几百名四十年代大屠杀遇难者的烈士墓本身看起来依旧眼熟,而这到此为止。周围的一切全都变了。在我的记忆中,本来有苍松翠柏掩映的一排石阶,给这里带来庄严肃穆的气氛,而这现在被肆无忌惮的大规模庸俗商业气氛所取代。一个巨大的褐色群雕--摆着典型宣传姿势的革命英雄们--竖立在一排宽得没边的水泥台阶上面。这里起了新的名字叫"红岩魂广场"。给人的感觉就像有人把死者包装起来在仿高档商场里出售。  一些小学生们把他们的红领巾扔进烈士墓的围栏里,向死者致敬。可是周围无处不在的商业氛围让这动作显得有些滑稽。  我没想到这么政治化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赚钱的好工具。但是很显然,利益的诱惑能让人变得具有意想不到的创造性。曾经是中美合作所训练场的大展厅, 现在叫作"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向游客出售昂贵的门票(我不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曾经买过门票)。我估计游客来源并不是问题。我听说,每年都有分配给学校和单位去完成的参观定额,而展览者也在全国进行巡展和煽情的表演。参观者很多,我分辨不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娱乐,受教育,还是仅仅应付了事。(为了省钱,我父母拒绝和我们一起进来;他们在外面的大广场上溜达,就好像重复着他们的晨练。)  展出的内容如果有变化,那也不明显,除了装潢得更精致了。我的确注意到墙上的一个介绍说到美国在中美合作所的代表梅乐斯"除了收集日本情报军事情报之外,主要是积极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府的特务势力"。我不记得这段话之前是不是就在那里,或者反映了对历史的微妙修正。在我孩童和年轻时无数次的参观里,我从没有过中美合作所做过任何有关抗日的事情的印象。  Bob是第一次到这里,一边看着展览,面对普通人可以对同类做出这样的事情,充满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怖和厌恶。他也很难 过,很多使用的东西的确是美国的,而这些碰巧是美国制造的东西竟会如此强烈地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但Bob从未相信有任何美国人员卷入了这些事里。  在展厅外的另一处展览地点,一组整面墙尺寸的绘画让我停住脚步。严刑拷打被以一种宗教主题的形式描绘出来。一时间我仿佛置身于一所天主教堂里。  于是烈士们现在必须在两个互不相容的领域里担当角色,而任何一个都不曾是他们预料之中的:宗教和商业。  我曾听说博物馆的馆长是所有这些商业开发背后的决策者。他有几本书在这里出售。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题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的书,出版于2001年9月。原来中美合作所还是被贴着"集中营"的标签。  我没想到,几年后,为了探寻中美合作所的真相,我会如此下决心要亲自见到那位馆长,以至于得实施一个小计谋,还拉上我的一个无辜的美国朋友作帮手。
随机看看
NEW ARTICLE
热门推荐
HOT ARTICLE
一肖一码资料免费提供 新闻 读书 出版 设计 供求 文学 作家 网址
Copyright ©2017 www.cocobook.net Corporation,All Rights Reserved.